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昨日，顾诵芬、王大中两位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两位摘得至高荣誉的科学家，究竟有着怎样的精彩人生？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近他们。

  1930年2月4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51年毕业被分配到航空工业局。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任气动组组长。1961年至1986年，他先后任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所长兼总设计师，任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1986年至今，顾诵芬先后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8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第二届、第三届主席团成员，中科院第四届主席团成员。

  歼教1、初教6、歼8……也许你对这些“明星”飞机早已经耳熟能详，但你可能并不知道它们的设计者名字：顾诵芬，新中国航空科学技术事业奠基人之一。他一生默默耕耘，只为做成一件事，那就是：“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从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一飞冲天，到国产大飞机C919翱翔碧空，以顾诵芬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航空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勇于创新，推动了我国航空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书香门第，祖父顾元昌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图书馆事业家。大家以为顾诵芬长大后一定会继承父亲的事业，致力于弘扬传承中华文化。然而，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中国国土上狂轰滥炸，躲在桌子底下的顾诵芬暗下决心，“假如没有飞机，我们的祖国将来还是要受人欺负，我长大要设计飞机，保卫祖国”。

  顾诵芬很幸运，因为他的理想总是能与祖国的发展同频共振。195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动力学专业。毕业那年，正是抗美援朝的关键时期，我国亟需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上级组织决定，这一年的航空系毕业生要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

  初创时期，新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主要任务就是修理、仿制苏联支援的各型飞机，顾诵芬被分配到制图组，每天的工作就是描图、抄数据、翻译苏联图纸……按照当时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只有设计局才有权更改飞机设计，而当时中国的工厂充其量为复制厂，无权改动设计。每每遇上问题，只能写报告给苏联航空工业部，等待回复，可是常常一等就是大半年。

  一无所有，一穷二白，受制于人，这样的滋味不好受。从那时起，顾诵芬就认定：航空报国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自力更生。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个目标就像一团火焰照亮了他整个人生。

  顾诵芬梦寐以求自行设计制造飞机的理想正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决策者不谋而合。彼时，新中国要建立强大的空军，需要创建强大的航空工业，也需要培育独立自主的航空科研和飞机、发动机研究、设计以及制造的能力。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义无反顾离开了生活相对舒适的北京，来到沈阳。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种喷气式中级教练机的气动布局。当时，苏联设计的飞机进气道在机头。为提升性能，顾诵芬大胆打破常规，采用了两侧进气。经过反复试验，飞机用时1年零9个月就首飞成功，比日本、捷克、波兰等国先于我国设计的同类飞机提前了1年多。

  在歼8飞机的研制中，顾诵芬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歼8飞机的研制结束了我国歼击机完全依赖引进的历史。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

  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专家们看法不一。当时，试飞员鹿鸣东的一句话令顾诵芬大受震动——“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就怎么飞。”“试飞员可以为了祖国的战机献身生命，科学家为啥不可以？”顾诵芬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找出问题所在。

  据飞机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回忆，由于顾诵芬的另一位师长——歼8飞机首任总设计师黄志千不久前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顾诵芬的爱人江泽菲曾和他约定：不再乘坐飞机。

  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顾诵芬无畏生死考验。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他说服领导、瞒着家人，三上云霄。他后来说，上天的风险确实比较大。为了观察清楚，两架飞机一定要保持近距离等速飞行、间距在10米左右甚至更近，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但顾诵芬根本没考虑这些，一心只想着解决问题。

  在7000米的高空，顾诵芬举着望远镜细细观察，用照相机拍摄飞机的动态，他还创新性提出在歼8飞机后机身和尾翼上贴毛线条，把毛线条的流动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以判断产生振动的原因。“办法总比困难多，这话到啥时候都没错。”通过仔仔细细地观察，他们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改进有关技术，加装了整流罩，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

  向航空科技的巅峰攀登，总是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和挑战。顾诵芬认为，如果说科学家有什么超能力，那就是面对难题，总是记在心里，反复思考，反复试验，直到最后找到处理问题的方法。年届九旬的顾诵芬始终没停止思考。“办法总比困难多，航空工业如何突破’卡脖子’的关键专业和技术问题，相信一代代科学家直面问题，潜心钻研总能找到答案。”顾诵芬说。

  顾诵芬一生酷爱读书，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以外，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

  顾诵芬认为，读书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好多事情你要做，那就不能凭空想，而必须找一些材料，需要认真地读书。另外，只读书不去用，不去想，那是空的；不读书，净想事儿也是空的。”

  读书还是处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一次，未解决“歼教1”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顾诵芬专门从沈阳跑到北京找资料。“北航图书馆白天学生在用，所以我只能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查资料。”顾诵芬回忆，为了尽可能准确，他用硫酸纸把图描下来，自己动手“影印”。

  为了缩小航空技术与其他几个国家之间的差距，顾诵芬努力学习外语，他英语基础本就极好，加上工作后仍然坚持学习，在口语、笔译等方面在全行业内都是首屈一指。参加工作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又自学了俄语，亲自翻译和校对了大量书籍和资料；为了拓展知识，他还自学了日语和德语。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道：“他的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真不亚于一台计算机。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他都能立即给出NASA或AGARD报告号，我一查，果然是要参考的内容。”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则赞叹：“他就像一个活图书馆。之所以有这个本领，一是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一遍就记住了。”

  直到现在，顾诵芬在北苑陈旧的办公室也仍像一座“书的森林”，而他总能清楚地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甚至记得每一本书的内容。如果有人来找他探讨某项技术，他会站起来，虽步履稍显蹒跚，但又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给来者看。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环境里，他敏锐地关注着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的动态，思考着未来的发展。他说：“现在科技发展快，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1935年生于河北昌黎。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核能科学家、教育家。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2年获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历任清华大学核能所所长，核研院院长、总工程师，清华大学校长等职务。

  王大中领导清华大学核能研究团队，以提高核能的安全性为主要学术理念，主持研发建成世界上第一座5MW壳式一体化低温核供热堆、世界第一座具有固有安全特征的10MW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实验堆，使得我国以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核能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世界。

  今年86岁的王大中院士，是一位瘦削而谦和的老者。但他瘦削的身躯里总能迸发出非凡的能量，谦和的外表下蕴含着坚定的意志。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大学核能研究团队历经几代人、数十年，勇攀核能安全利用高峰，将“固有安全”的核反应堆，从外国人眼中的“神话”概念，变成中国人手下的“现实”杰作！

  “科研如登山，过程往往充满着困难、挫折和风险。我个人的体会是，克服这种困难需要有悟性、勇气和韧劲。”作为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大中表示，“科研工作是崇高的事业，值得用一辈子去追求和奋斗”。

  他年少时在天津读书，南开中学是他从小向往的名校。但1947年小学毕业时，因天降大雨错过了南开中学报名时间，只好先进入别的中学读书。1949年3月南开中学招插班生，王大中已读到初二下学期，得知消息后马上报考，获得录取。“凡是决心要做的事，一定用心尽力！”求学路上的第一次选择，就体现了他坚韧的心性。

  1953年，王大中报考清华大学，进入机械系学习。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清华大学1956年成立工程物理系，从校内选拔一批优秀学生转入该系，品学兼优的王大中首选入围。

  王大中在彭桓武、朱光亚等大师的课堂中体会到了物理世界的玄妙，又在一部介绍核电站的科教片中感受到核工程的宏伟，由此树立自己的科研志向，在高年级分专业时选择了反应堆工程专业。

  1958年，王大中毕业留校。当时清华大学提出自行设计建造2000千瓦屏蔽试验反应堆。方案得到国家批准，基地选址燕山脚下。

  17个供应系统，数千个机器零部件，几百台仪器设施，二十万米管线……技术上所有人都很陌生，屏蔽试验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研发队伍平均岁数只有23岁半，没人见过真正的反应堆。师生们在吕应中教授的带领下，从做“马粪纸”工程模型开始，用几十台手摇计算机进行设计计算，经6年奋斗，于1964年成功建成反应堆。在这个坚韧的集体中，王大中既参与了物理设计、实验、调试运行，又做模型、挖地基、搬砖头，经受全面锻炼，成长为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和战略思维的领头人。

  1980年秋，45岁的王大中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资助，赴德进修。他先在弗赖堡的歌德学院学了4个月德语，次年1月进入联邦德国于利希核研究中心，师从苏尔登教授。

  王大中选择当时最前沿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方向，提出环形堆芯的新概念，将单堆功率从20万千瓦提高到50万千瓦。这一发明，后在德、美、英等国获得发明专利权。他以此成果写出90余页德语论文，以全优成绩通过答辩，于1982年9月获得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短短两年，学会一门陌生的语言，并在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大学里拿下博士，王大中的韧劲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而未来更大的奇迹，也于此萌芽。

  让王大中拿下博士学位的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研究，成为他此后数十年一以贯之的研究方向。这种核反应堆的最大优势，是能轻松实现核反应堆的“固有安全”！

  “固有安全”概念最初于1956年由美国著名核科学家泰勒提出：要使公众接受核能，反应堆安全必须是“固有的”。他还提出一个验证实验：抽出所有控制棒！抽出所有控制棒而堆芯不熔毁，设计才足够安全。

  纸上谈兵易，真刀真枪难。固有安全是核安全终极目标，但实际从未实现，没人敢做抽出所有控制棒的实验。

  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发生堆芯熔化事故，世界核能事业陷入低谷。王大中意识到，安全性是核能发展的生命线，未来核能技术发展必须抓住这一主要矛盾。赴德进修时的研究方向，是他基于这一判断所做出的主动选择。

  1982年10月王大中回国，不久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核能所副所长，1985年任所长，在1991年核能所改为核研院后又任院长至1993年。1994年王大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但仍兼任核研院总工程师至2007年。

  实现核能安全目标远大，考虑到现实可行性，王大中以“跳起来摘果子”的原则来设定阶段目标。“目标过高或过低，只能无功而返或达不到预期成果；跳起来摘得着，才是适度的高标准，设法使自己跳得高一些，摘到果子后，再瞄准新的高度。取度合适，才能实现勇于创新与务实求真的结合”。

  第一个台阶，5MW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非能动安全。第二个台阶，10MW高温气冷堆，固有安全。王大中择定的这两条技术路线，完成后分别占领了核能安全领域低温堆和高温堆两个方向的制高点，实现了领跑世界的创新。

  “王大中老师的远见近乎神奇。”现任清华大学核研院院长张作义是王大中门下博士，他的院长办公室曾是王大中使用过的，还存有一份1986年王大中带团赴德考察高温气冷堆并择定技术路线的规划表。“文件内容涉及很多技术细节，后来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些超前预判，都对了！”

  20世纪60年代初，“200”号基地年轻的建设者（左列自上而下第三为王大中）。

  改革开放之初，德、美、日的先进核能技术远远领先，而我国基础薄、投入少，缺乏人才和经验。面对巨大的实力差距，王大中毫无退意。

  1985年，王大中主持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5MW低温核供热堆研究”。该堆于1989年建成并投入运行。在技术路线上，王大中选择了壳式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5MW低温堆变成全球上首座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拥有非常良好的非能动安全性，被实际应用于清华大学核研院的冬季供暖和夏季制冷。

  王大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择定的这个方向，成为本世纪国际上小型轻水核反应堆发展的主要技术方向之一。

  1989年11月，核能所所长王大中（左一）宣布5兆瓦核供热反应堆启动运行成功。

  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王大中带领团队开启10MW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研发。

  高温气冷堆需要“耐高温全陶瓷”的包覆颗粒球形核燃料元件，制造难度极高。燃料球直径6厘米，包含8000多个四层包覆结构的、直径0.9毫米的燃料颗粒，产品要经过严苛的品质衡量准则检验，可耐受1600摄氏度高温，能把放射性物质牢牢包容在其中。

  当时有人提出燃料球技术可从国外购买，王大中与团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自己做。

  从1987年到1990年，高温气冷堆球形燃料元件、球床流动特性、氦技术及氦设备等8项关键技术取得重要突破。1992年，国务院批准立项，在清华大学建设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它是世界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实验堆，1995年动工，2000年建成，2003年并网发电。

  2000年12月1日，王大中（中）、吴宗鑫（右）在清华大学10兆瓦高温气冷堆临界现场。

  10MW高温气冷堆突破数十项核心关键技术，其中15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实验堆的规模上实现了固有安全，具有三大创新特性：一是模块式反应堆设计，二是自主研制耐高温全陶瓷包覆颗粒燃料元件，三是实现反应堆不停堆在线换料。

  还记得那个“抽出所有控制棒”的实验设想吗？这个曾被视为“神线MW高温气冷堆上实现了。

  2004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24个国家60余位科学家见证了“不插入控制棒下反应堆丧失冷却”的安全试验。2005年7月，在10MW高温堆上，成功完成了抽出所有控制棒且叠加不紧急停堆的实验。这是世界上迄今仅有的在实际反应堆上进行的此类安全验证实验，成功地验证了高温堆的固有安全性。

  “不会熔毁的反应堆”“具有革命性的反应堆”，国际新闻媒体报道相关成果时纷纷用上了这样的赞誉之词。

  5MW低温核供热堆和10MW高温气冷堆分别获得1992年和2006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王大中均为第一完成人。

  以两座实验堆破解了核能安全的世界难题后，王大中定下新目标：从实验堆向工业规模原型堆跨越。他指导团队积极探索产学研融合之路，使先进核能技术成果获得了重大应用。

  2006年“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被列为国家16个科技重大专项之一，拟在山东荣成建设一座200MW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为发展工业规模的第四代核电技术奠定基础。新一代的清华核能人此时也已成长起来，王大中弟子张作义被任命为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总设计师。

  这是世界首座工业规模的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通过示范工程的研发建设，我国形成了模块化高温气冷堆技术与产业体系，成为全世界高温气冷堆的领跑者。

  回首来路，创新充满艰辛。核能安全创新必须跨过现代核安全监管最严苛的超高门槛，这会导致人力和资金投入大量增加。三哩岛事故后，西方国家到今天都没有建成一座创新型的反应堆，根本原因就是无法跨过巨大的技术、工程与核安全审查门槛。看到中国的成功后，国际上的领军科学家曾感叹：“先进核能项目能否成功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坚持。”

  从王大中考入清华大学算起，时光已过去68年。68年间，王大中实践着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将为国争先的使命感传承给后来的清华人，锻造出一支知难而进、众志成城、能打硬仗的核能研究团队，走出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世界的成功之路。

  正如王大中所说：“科学技术创新是我们最主要的爱国方式。只要任何一个人都坚定信心，勇敢向前，我们的国家就会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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